我与费老非亲非故，但我与他很有缘分，细细数来，大约有九：

　　1.我们是同党，虽然他是民盟领袖，我只是他领导下的小盟员；

　　2.我们同是知识分子，虽然他是大分子，我只是小小的小原子；

　　3.我们同是大学教授，虽然在学术上他是大师级的学问大家，我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教书匠；

　　4.我们同参加了199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九次盟的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在会上我只是粉丝欢呼明星般地远距离与他照了一次面；

　　5.我们同有温州情结，虽然他的“温州模式”论像盏明灯照耀着瓯越大地，我只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温州佬；

　　6.费老和我父亲同生于1910年，今年是他们的诞生100周年，虽然家父大学毕业后因一偶然的因素而失去了留学的机会，落了个贫病交加、英年早逝的结局；

　　7.1957年，在那个可悲的年份，我们同被划为右派，虽然你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洋溢着对党对人民的深沉热爱和政治智慧，而我当时只是个19岁的什么都不懂、什么也没说的小男孩。

　　8.1978年，是胡耀邦先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迟到的春天，虽然在这繁花似锦的大花园里他辛勤耕耘，收获了人生，而我却庸庸碌碌，少有作为；

　　9.2010年，在费老诞生100周年之际，在他力倡的“温州模式”取得巨大成功并在转型升级之中的温州，我有幸在这个贵宾如云的会议上表达我对他的敬仰之情。

　　上述事实表明，我和费老真的很有缘分！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古人的“道义”和“文章”两个词准确地描述了费老的一生。

　　就“文章”而言，费老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地位是我等后学难以望其项背。1935年，年仅25岁的他，就以《江村经济》的出版为标识奠定了他在社会学界的基础，在之后的1947年和1948年又出版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以及《乡土建设》。在八十年代的第二次解放后，费老又焕发精神，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他创立的“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直接冲击了“计划经济”的框框。

　　1980年费老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获《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在日本福冈获亚洲文化奖。1994年获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 1998年获“霍英东杰出奖”。他还先后获得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的荣誉院士、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香港大学文学博士等荣誉。1999年至2004年相继出版的《费孝通文集》(16卷本)，更是我国社会科学的一项丰硕成果。

　　就道德而言，通观费老的一生，在他的专业以外，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伟大的民主斗士，一个无私无畏的爱国者和道德楷模。

　　1945年11月25日晚，费孝通等四位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民主草坪一带参加有六千余人与会的“反内战讲演”，当演讲轮到费老的时候，枪声响了。面对着专制者的残暴，费老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更为响亮的呼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我们要用正义的呼声压倒枪声！”

　　1946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他面临的局势十分危险，但是费老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道：“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1950年5月，正值其生命力最为旺盛的39岁的费老，出版了《大学的改造》一书，提出了改造教育、改造社会的蓝图。

　　1957年的早春时节，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候，他发出了“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他也因此被错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当他外出散步，那些不知青红皂白的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那个大胖子是右派分子”，还在后面向他们扔石头，仍不能泯灭他的道德良心。

　　当他成为一名“光荣”的右派后，他被迫离开了心爱的学术，但费老却能想得开：盖房、烧饭、下田、开沟平地、收种棉花，无论会与不会，能与不能，样样都干。费老成了一个完全的体力劳动者！他对自己人生追求的自信还在，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他想的是，趁筋骨还健，能劳动，能多体验一下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生活，要比在城市好得多，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多接触一下社会和人心。他把劳动看作是一种乐趣。事实果真如此，当他生命的第二个春天来临时，这段经历，竟然为他的成功奠定了体力和智力的基础。

　　费老这一生，值得研究的东西很多。“文章”和“道德”是他一生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他的专业自不待言，就是他的社会活动和丰富人生，也是一本大书。许多人把费老看成为一个学者，一位国家领导人，而在我的心中，他是我的余生和我的子孙的榜样，一座永恒的道德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