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费孝通四顾温州的特定意义，要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方式中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的是全局放宽政策的条件下局部突破的方式。温州模式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温州充当了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突破口。而温州之所以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首要条件是温州民间存在着较之其他地方更为强烈的市场化、民营化自发倾向。同时，也离不开有关党政领导人的作用。

　　关于党政领导人的作用，人们较多提到的是1980年代前后两位市委书记。根据我个人的直接感受，在中共的干部队伍中，袁芳烈、董朝才确实属于改革意识较强的地市基层领导(我是两位书记着手成立的政研室和体改委最初的负责人之一)。但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疏忽了，当时某些高层领导对温州模式的支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包括袁芳烈、董朝才在内的温州干部对温州模式的态度。

　　高层领导对温州模式的支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种是象征意义的作用。例如赵紫阳，作为权力中心的主要领导，他在温州没有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条件下风尘仆仆而来，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暗示。

　　另一种是内部场合为温州说话、替温州做工作。这方面包括杜润生、万里、田纪云、李瑞环等中央领导。田纪云不仅在副总理任上来温时明确肯定温州改革，在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也多次在全国人大有关会议上给予温州改革以高度评价。李瑞环则是在温州改革最困难的1991年专程来温。温州考察之后途径杭州，李瑞环对省委领导说，北京对温州的说法很多，说温州很乱，温州在搞资本主义，温州什么都有，等等。现在温州很需要有人替他们说公道话，省委领导应该给他们撑腰，起码不能随声附和，参加反温州的大合唱。北京有些人的话是靠不住的。温州经济搞垮，老百姓没饭吃，他们不管，最终还是要省委负责。在1998年第二次来温时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笔者当时与会——李瑞环以中共中央领导人少有的口吻说到，他的第一次来温，“目的就是为那些企图扳倒温州的人设置一个障碍”，在当时的条件下，“毕竟扳倒我李瑞环比扳倒温州要难一些”。

　　还有一种就是费孝通式的公开发表文章。费老的前三次温州之行，事后都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新华社所属的《了望》杂志上发表文章。费老尽管不属于权力中心的领导，毕竟身处高层，又具有国际知名学者的权威性，他的公开支持，不仅为保护温州模式构筑起了一道坚固防线，而且为推广温州模式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中国改革遇到涉及意识形态争论的敏感话题或案例，往往采取只做不说或者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有人还将这种做法说成是中国式的“政治智慧”。但理直气壮地公开发表文章所具有的道义上的感召力，却是前两种方式不完全具备的。